“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。”

看俄罗斯电影《多甫拉托夫》，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。

时间是1971年，列宁格勒的街头。

布罗茨基对多甫拉托夫说了这句话。

两位作家后来移民到美国，在异国他乡名声鹊起。

我们总是惊异于俄罗斯文学短短几百年创造的成就：“黄金时代”和“白银时代”。

俄国革命虽然破坏了这段进程，但文学的发展并未停滞。

答案很可能潜藏在布罗茨基说出的话中，“语言是唯一的幸存之物”

因此一切均已毁灭，“共同体”可以在语言上重建起来。1984年纽约，谢尔盖·多甫拉托夫（左）与约瑟夫·布罗茨基(右)

不可能没有过危机，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实情。（我并不懂俄语）

仅就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”这条教规，已经剥削了大部分文学的创造力。

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延续，也许是因为语言规则已由伟大的作家建立并完善。

普希金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……

他们的写作为俄语树立典范，从而能够滋养后来的创作者。

苏联时期的作家以此为后盾，抵抗语言的侵蚀。

少数的他们捍卫了俄语的尊严：曼德尔斯塔姆、别雷、布尔加科夫、普拉东诺夫、……曼德尔斯塔姆

反观中国，与俄罗斯何其相似的命运，但汉语却没能像俄语那般幸运。

汉语与俄语是不同的：白话文作为书写工具仅逾百年，汉语的精华在古文里。

俄语尚有一种传统来对抗剥蚀，白话文显得孤立无援。

民国时的现代作家没能创造白话文的传统：规则在生成中，却被无情腰斩。鲁迅

及至后来的政治运动和翻译文学的泛滥，白话文面目全非，使用毫无章法。

现代汉语几乎失去与古文的联系，而与外文（主要是英文）越来越近。

于是，日常用语充斥进“翻译的腔调”，渐渐习以为常。

各位倘使不信，只需读下我写的这篇文章，

足够作为批判的靶子说明劣译有怎样不良的影响。翻译研究

阅读思果先生的《翻译研究》，让我警醒。

书里列举的不地道翻译不正是我平时使用，却很少意识到问题的表达吗？

如果此时还不护卫起汉语的尊严，恐怕不会再有机会。

正是大家毫无意识的日常使用，现代汉语才逐渐败坏。

因此，电影中的那句话应该换成这样：

“在中国，语言也没能幸存。”哀哉。